是非功過應“放到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中考察”
——陳云黨史觀的一個重要特點
丁俊萍 易振龍
在研究黨史問題時，對人物和事件的評價，一定要放在當時的時代環(huán)境中去考察。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具體要求，也是陳云黨史觀的一個重要特點。
1936年，上海左翼文學界發(fā)生了一場關于“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8月1日，主張“國防文學”口號的作家徐懋庸寫信給魯迅，批評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口號，對魯迅表達了強烈不滿。此后魯迅發(fā)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文進行了反駁。這種爭論，本是革命者內部的意見之爭，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卻被認為是無產階級的口號，而“國防文學”口號則被當作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反映和資產階級的口號，徐懋庸被劃成“右派”。1978年9月11日，陳云就時任中組部宣教干部管理局局長沙洪和徐懋庸之妻王韋有關徐懋庸問題的來信致信胡耀邦，信中說自己“從來沒有聽毛主席說過三十年代上海文藝界兩個口號的論爭是革命與反革命的論爭，也沒有聽毛主席說過‘國防文學’是反革命的口號”，并建議中組部和中宣部從現(xiàn)在就開始對上海文藝界30年代的問題以及創(chuàng)造社等其他革命文藝團體，“作出實事求是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評價”，并要求“作評價時，必須把它們的是非功過放到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中考察”。陳云的信傳達以后，推動了黨史上這一重大事件的澄清，為科學評價魯迅以及當時參與論爭的各方人員提供了指導。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長期處于敵強我弱的環(huán)境中，斗爭異常艱苦，為爭取革命早日成功，一大批同志在地下從事秘密戰(zhàn)線工作，有的則打入敵人內部。由于種種原因，這些革命者在此后的政治運動中常常受沖擊，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許多人被誣蔑為叛徒，影響頗大的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就是其中一例。1936年，中共北方局為解決干部缺乏問題，經中央同意，指示被捕的61人履行敵人提出的“反省”手續(xù)出獄�！拔幕蟾锩敝�，林彪、江青等人舊事重提，將他們定為“叛徒集團”。1978年11月12日，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 這61人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的決定，不是叛徒。他還認為，對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中由黨組織決定在敵偽政權（“兩面政權”）中任職的同志，也應該復查。1979年3月6日，陳云在會見馬來西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時說：“履行出獄手續(xù)不能算叛徒。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兩面政權里的保長、甲長也替我們黨做工作。對這些問題，必須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不能拿現(xiàn)在的情況看過去。”
陳云將黨史人物和事件放入特定時代環(huán)境中進行客觀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許多精辟見解，不僅為當時解決這些歷史遺留問題、正確評價當事人的是非功過起到了直接的指導作用，而且也為我們今天觀察分析黨史上的此類事件，提供了正確的方法和視角。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北京日報》2016年0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