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亞非會議
周恩來與亞非會議
熊華源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亞歷史名城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雖然已經(jīng)過去整整40年了，但是這次會議所反映的團結反殖、維護世界和平與民族獨立和求同存異的“萬隆精神”，經(jīng)過幾十年國際風云變幻的考驗，卻仍舊光彩奪目，顯示出強大生命力。
接受邀請
召開亞非國家首腦會議，最早是在1954年初由印度尼西亞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倡議的。這年12月，緬甸、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5國總理在印尼茂物舉行會議，正式提出召開亞非會議，并一致同意也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1955年1月15日，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代表5個發(fā)起國，熱情地邀請中國參加4月將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
為什么要召開亞非會議？這是有深刻的歷史背景的。
第一，亞非人民的反殖民主義斗爭有了新的發(fā)展，許多國家已經(jīng)取得民族獨立，許多國家正在為爭取民族獨立而進行英勇斗爭。但是，“殖民主義在這個地區(qū)的統(tǒng)治并沒有結束，而且新的殖民主義者正在謀取舊的殖民主義者的地位而代之”。①亞非人民需要進一步團結起來，深入進行反殖民主義的斗爭。
第二，亞非地區(qū)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近代以來，因“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義的掠奪和壓迫，以致被迫處于貧困和落后的停滯狀態(tài)�！雹跒榱恕翱朔趁裰髁x統(tǒng)治所造成的落后狀態(tài)”，并使“各自的國家獲得獨立的發(fā)展”，亞非國家之間的友好交往和經(jīng)濟文化合作，成為“亞非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望”。③
第三，整個國際形勢雖然趨于和緩，但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還在推行侵略政策和戰(zhàn)爭政策，而且“在亞非地區(qū)建立的軍事基地越來越多”。這使亞非人民“不能不關切日益增長的戰(zhàn)爭威脅”，并急切地盼望召開一個增強亞非國家團結與合作的會議。④
周恩來極其敏感地看到，這次會議不僅在亞非歷史上，而且在現(xiàn)代國際關系史上都是劃時代的創(chuàng)舉，標志著亞非國家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新的歷史時代的來臨。中國出席這次會議，正是打開新中國外交局面、增進國際交往和廣交朋友的一個好機會。
2月10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復電印尼總理，欣然接受邀請。他在復電中高興地指出：“亞非會議是歷史上第一次為了促進亞非各國間的親善和合作”，“建立和增進友好和睦鄰關系而召開的會議”。這次會議的召開，“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會，使得具有不同社會制度的亞非各國，在任何一國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另外一國干涉的原則下，和平共處并為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貢獻”。中國政府對于能夠參加這次會議“感到榮幸”。⑤
會前準備
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29個亞非國家的代表，將共聚一堂，討論同亞非國家與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一時間，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的連鎖反響。但是，亞非會議要達到預期的目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是因為：
西方殖民主義最害怕亞非國家和人民的覺醒。由于亞非會議的宗旨同美國擴張侵略、稱霸全球的對外政策是根本對立的，它必然站在敵對立場上想方設法阻止亞非會議的召開。美國《圣路易郵報》就曾直言不諱地聲稱：“美國希望根本就不召開亞非會議�！雹�
同時，新中國是共產(chǎn)黨領導的國家。建國初期，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大多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參加會議的29國中，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國和阿富汗同中國有外交關系，錫蘭同中國只有貿(mào)易關系；其余22個國家，多數(shù)還同臺灣國民黨當局有外交關系，而且有的國家在政治上受著美國的影響或控制，與社會主義國家有對立情緒。
在阻止亞非會議召開的陰謀破產(chǎn)后，美國便企圖利用亞非各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不同所造成的隔閡大做文章，捏造中國要“奪取亞非世界的領導權”，對遠東地區(qū)已經(jīng)“構成了尖銳、迫切的威脅”的謊言。⑦極力增加這些國家對中國的疑慮和恐懼，使這次會議失敗。到亞非會議召開的前一天，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竟然公開要求會議“將設法譴責以武力實現(xiàn)其國家野心的做法”的共產(chǎn)黨政權⑧。
制定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方針和政策，是妥善處置會議可能出現(xiàn)的變化多端的事態(tài)、挫敗美國企圖、開好會議的前提。為此，從2月開始，周恩來立即著手抓了會前的準備工作。他主持研究并制定參加會議的方針和策略，并在4月初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草案)》等文件�！恫莅浮分赋觯骸拔覀冊趤喎菚h的總方針應該是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tǒng)一戰(zhàn)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并為建立和加強我國同若干亞非國家的事務和對外關系創(chuàng)造條件。”在和平共處和友好合作問題上，“我們的主張是：保障世界和平、維護民族獨立并為此目的促進各國間的友好合作。友好合作應該以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和反對侵略、反對戰(zhàn)爭為基礎。”“我們主張通過國際協(xié)商和緩并消除國際緊張局勢，包括臺灣地區(qū)的緊張局勢在內(nèi)�！�
4月5日，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周恩來匯報參加亞非會議的準備情況，充分討論并批準了《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草案)》等有關文件，并授權周恩來視會議情況采取靈活的應變策略和辦法。
4月6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作《關于我國參加亞非會議問題的報告》和《關于提請批準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亞非會議代表團名單的報告》。會議通過了周恩來的報告和代表團成員名單。13日，新華社正式發(fā)布消息，宣布毛澤東主席任命周恩來為中國出席亞非會議代表團首席代表，陳毅、葉季壯、章漢夫、黃鎮(zhèn)為代表，廖承志、楊奇清、喬冠華、陳家康、黃華、達浦生為顧問，王倬如為秘書長。
這期間，中國政府還通過外交途徑同具體籌備亞非會議的印尼政府，就在亞非國家實行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交換了意見，并建議把五項原則作為亞非會議的指導思想。
踏上征途
4月7日，周恩來帶著剛動手術、健康還未完全恢復的病體，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一行離開北京經(jīng)重慶前往昆明。
4月11日， 臺灣國民黨特務機關為了謀害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人員，破壞亞非會議，指使隱藏在香港啟德機場工作的特務周駒，預先在中國代表團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星座式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上，放置了定時炸彈。這一天，當飛機飛離香港約5小時后，在大納土納群島附近的南中國海上空爆炸墜毀。中國和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以及隨同前往的中外記者共11人全部遇難。由于周恩來應約去仰光同緬甸、印度、埃及等國領導人會晤，事先改變了出國路線，得以幸免于難。
在這以前，周恩來以他對敵情的特殊敏感，曾指示有關方面加強對敵情報工作。從3月開始，我方陸續(xù)偵察到臺灣國民黨特務機關將對出席亞非會議的中國政府代表團采取破壞行動。4月9日，周恩來在確知國民黨特務準備在啟德機場進行破壞活動后，指示外交部立即將有關情報通知英國方面。很快，香港政府在機場采取了防范措施，但因忽視了對飛機的安全檢查，致使國民黨特務周駒有隙可乘，在飛機右翼輪艙內(nèi)安放了破壞力很大的小型定時炸彈。
面對險象叢生的局勢，周恩來面無懼色，處之泰然。在他的經(jīng)歷中，身處危局險境的事何止一次!
4月12日，中國政府就“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發(fā)表鄭重聲明：“這一不幸事件絕非一般的飛機失事，而是美國和蔣介石特務機關蓄意制造的謀殺�！庇拖愀壅畬@一不幸事件負有嚴重責任。并且要求英國方面徹底查處罪犯，將特務逮捕法辦。⑨這一天，周恩來正好收到鄧穎超關心他和全體同志安全問題的來信。他在當天的復信中深情地寫道：“你的來信收閱，感謝你的好意和諍言，現(xiàn)將來信捎回，免得失落。有這一次教訓，我當更加謹慎，更加努力。文仗和武仗不能無危險，也不能打無準備的仗，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jīng)集體商決而后行。望你放心�！雹庖环舛绦�，真實地記錄著周恩來一生都在實踐的崇高思想境界。這就是他經(jīng)常說的：“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尸還�！薄熬瞎M瘁，死而后已�！�
“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發(fā)生后，周恩來親自過問和關心著破案和善后工作。在中國駐印度使館參贊申健處理完現(xiàn)場的善后工作趕往萬隆向周恩來匯報時，周恩來沉痛地說，歷史將永遠記住，烈士們是為亞非兩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獨立自由的事業(yè)犧牲的。他要申健把烈士的骨灰盒留給他，由他帶回北京。[11]在八寶山烈士公墓，至今仍然矗立著一個高高的紀念碑，上面鐫刻著周恩來的親筆題字：“參加亞非會議的死難烈士公墓”。以后，周恩來以他豐富的斗爭經(jīng)驗，開展了多方面的各種形式的積極活動，終于促使香港政府在進行大量偵破工作之后，于1956年1月發(fā)表公開聲明，宣布對犯有謀殺罪的國民黨特務周駒已經(jīng)發(fā)出逮捕狀，要臺灣當局將已逃到臺灣的這名罪犯送交香港政府處置。
4月14日，周恩來飛抵仰光。15日晚，緬甸、中國、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6國領導人在總統(tǒng)府召開會議，討論“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帶來的影響，商談即將召開的亞非會議可能出現(xiàn)的形勢等重要問題。這時，飛機爆炸事件已經(jīng)在一些亞非國家中引起思想混亂：有的國家擔心亞非會議開不成了；有的國家認為即使開成了，也不一定能取得積極成果；有的國家領導人則擔心參加了這次會議，以后也可能遭到暗算；有的國家領導人甚至想勸說周恩來避避風險，不要去參加會議了。
針對亞非各國領導人中普遍存在的疑慮和恐懼情緒，周恩來冷靜分析了召開亞非會議的有利條件，和悅地指出，敵人對會議搞示威性破壞，并不說明他們強大，恰恰說明他們害怕我們召開亞非會議。只要各國從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亞非國家團結的精神，去反擊殖民主義的挑戰(zhàn)，亞非會議就一定能夠開好，一定能夠取得成功。他建議在座的各位領導人在亞非會議上不提共產(chǎn)主義問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爭論，致使會議沒有結果。與會其他國家領導人一致贊同周恩來的意見，決心為推動亞非會議的勝利而努力。
4月16日，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由仰光飛往雅加達。在飛經(jīng)新加坡上空時又遇雷雨，被迫暫時降落到與中國還沒有外交關系、國民黨特務活動比較猖狂的新加坡的機場上。中國代表團沒有按時抵達雅加達，可急壞了中國駐印尼使館大使黃鎮(zhèn)以及使館工作人員，不安的氣氛籠罩在人們心頭。
下午6時，中國代表團的專機終于徐徐降落在雅加達瑪腰蘭機場。當周恩來出現(xiàn)在機艙門口時，歡迎的群眾爆發(fā)出了雷鳴般的歡呼聲。隨后，蘇加諾總統(tǒng)陪同周恩來乘車駛離機場。一路上，街道兩旁、樓臺房頂，處處擠滿了歡呼致敬的人群。
4月17日，周恩來飛抵萬隆。他在機場發(fā)表談話說：中國代表團是“抱著對于和平和友好的熱烈愿望，前來參加即將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的。同時，他預見性地指出：“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歡我們這個會議的。他們正在力圖破壞我們的會議。”但是，“我們的會議一定能夠克服各種破壞和阻撓，并對于促進亞非國家之間的友好和合作，對于維護亞非地區(qū)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價值的貢獻�！�[12]
以后發(fā)生的事實證實了這一預見的正確性。
一平風波
4月18日上午，會議在氣候宜人的“花城”萬隆隆重開幕。
在印尼國歌的伴奏下，神采奕奕，身著白色制服、頭戴黑色貝芝帽的蘇加諾總統(tǒng)，在5個發(fā)起國總理的引導下步入獨立大廈會場，然后發(fā)表了精彩的題為《讓新亞洲和新非洲誕生吧!》的開幕詞，引起各國代表的共鳴。
開幕式后，各國代表相繼發(fā)言。會場上充滿著友好與和睦的氣氛。但是，從下午最后一個發(fā)言起到19日，會議出現(xiàn)了分歧和矛盾。有些代表的發(fā)言或因偏見，或因受到挑唆，或因不明真相，偏離了會議議程。有的攻擊“共產(chǎn)主義統(tǒng)治是一黨專政和獨裁”，聲稱共產(chǎn)主義是一種“顛覆性的宗教”；有的提出中國在邊境省份設置自治區(qū)意味著共產(chǎn)主義對鄰國的“滲入和顛覆活動”，并提出了華僑雙重國籍問題。會場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各國代表的目光始終注視著周恩來，有的同情和焦慮，有的幸災樂禍。這時，周恩來鎮(zhèn)定自若、不急不躁，靜靜地聽著、思考著。他審時度勢，當機立斷，決定將原來的發(fā)言改為書面報告散發(fā)，而利用休會的短暫時間另行起草一個補充發(fā)言稿。不一會兒，一篇內(nèi)容極其精彩的即席講話稿就準備好了。
下午4點多鐘，大會主席宣布：“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發(fā)言�！痹捯粑绰�，會場就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周恩來從容地走上講臺。頃刻間，水銀燈一齊亮起來，照像機一齊動起來。沒有人不意識到這一刻的重要。
周恩來在作了簡要的說明之后轉入正題，他首先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會場一片肅靜，人們心里懸著的一塊石頭落地了。全場都在屏息傾聽周恩來下面的發(fā)言：“我們共產(chǎn)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chǎn)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爸袊韴F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我們之間的共同之處，就是我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jīng)受過、并且現(xiàn)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因此，“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
接著，周恩來心平氣和地解釋說，所謂認為中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害怕中國進行“顛覆活動”和中國的“共產(chǎn)主義威脅”等，是不存在的。這是因為：第一，“不同的思想和社會制度”，“并不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我們亞非會議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為什么我們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第二，“中國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拔覀児伯a(chǎn)黨人是無神論者，但是我們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同的信仰，“并不妨礙中國內(nèi)部的團結”，“中國代表團中就有虔誠的伊斯蘭教的阿訇”。第三，中國人民“經(jīng)歷了近30年的艱難困苦的過程，才終于達到了成功”。所受苦難“數(shù)也數(shù)不盡”的中國人民“最后才選擇了這個國家制度和現(xiàn)在的政府”�！爸袊锩且揽恐袊嗣竦呐θ〉脛倮�，決不是從外輸入的，這一點連不喜歡中國革命勝利的人也不能否認。”“中國古話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覀兎磳ν鈦砀缮�，為什么我們會去干涉別人內(nèi)政呢？”“華僑雙重國籍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但是，“新中國的人民政府卻準備與有關各國政府解決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至于說“在中國境內(nèi)有傣族自治區(qū)”，便是“威脅了別人”，這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他們既然存在，我們就必須給他們自治權利。好象緬甸有撣族自治邦一樣，在中國境內(nèi)各少數(shù)民族都有他們的自治區(qū)。中國少數(shù)民族在中國境內(nèi)實行自治權利，如何能說威脅鄰邦呢？”周恩來宣布：為了不使會議陷入爭論，中國決定在會上不提“解放自己領土臺灣和沿海島嶼”以及中國“在聯(lián)合國的合法地位問題”。講話結束時，周恩來誠懇而親切地說：“我們是容許不知真相的人懷疑的�！钡�，“中國俗話說：‘百聞不如一見�！覀儦g迎所有到會的各國代表們到中國去參觀，你們什么時候去都可以。”
周恩來這篇避免陷入意識形態(tài)爭論的發(fā)言，只有18分鐘，卻成為兩天以來會議的高潮，使與會各國代表認識了新中國同亞非國家發(fā)展友好合作的誠懇與善意和對和平的真誠愿望，看清了新中國確實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周恩來的話音剛一停住，會場里立刻就爆發(fā)出長時間掌聲與歡呼聲，整個會議大廈為之沸騰了。主持會議的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還有印度總理尼赫魯、緬甸總理吳努等國代表紛紛離座，去同周恩來握手，甚至最初對中國持不友好態(tài)度的代表都稱贊周恩來的這個演說“是出色的，十分和解，表現(xiàn)了民主精神”。[13]
再平風波
4月20日，亞非會議轉入實質(zhì)性討論。由各國代表團團長組成的政治委員會，同已于19日開會的經(jīng)濟委員會和文化委員會分頭舉行秘密會議。政治委員會討論以下3項議程：人權和自決問題、附屬地人民問題、促進和平和合作問題。經(jīng)濟和文化兩個委員會討論的關于經(jīng)濟合作問題和文化合作問題的結果也將由政治委員會批準。這樣，政治委員會是3個小組委員會中最重要、最有決定權的委員會。
但是，在會議進入實質(zhì)性討論后，一只無形的黑手要把會議拖向相反的方向。從20日傍晚開始，會議上再次掀起波瀾。有的代表節(jié)外生枝，把共產(chǎn)主義稱之為“新式殖民主義”。當有的代表提出提案要求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亞非國家相互關系的準則時，有的代表則以種種理由表示反對，并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提案，要求所謂“譴責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包括憑借武力、滲透和顛覆活動的國際學說”。
兩種意見爭論激烈，會場氣氛異常緊張。許多代表目睹這一僵局，認為會議再也達不成什么協(xié)議了。
這時，在萬隆的一些自封的美國“觀察家”幸災樂禍地聲稱：會議有“破裂的傾向”。
4月23日上午，周恩來在政治委員會上再次發(fā)表了后來被某些代表稱作“亞非會議上最重要的講話”。他說：“目前世界的形勢的確是緊張的，但是和平并沒有絕望”。與會29個亞非國家都是“一致呼吁和平”的。這就“證明我們所代表的、超過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是要和平和團結的”，“證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數(shù)國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證明戰(zhàn)爭是可以推遲甚至制止的”。既然談和平和合作，亞非國家就應該首先“撇開不同的思想意識，不同的國家制度”等問題，在亞非地區(qū)“進行國際合作，求得集體和平”。中國“不贊成在世界上造成對立的軍事集團，增加戰(zhàn)爭的危機”。
他又說：“我們首先應該確定一些原則，讓我們大家來遵守，不進行擴張，也不去顛覆別的國家�！爆F(xiàn)在，贊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國家“一天天多起來”，但是考慮到“在座的有些代表說和平共處是共產(chǎn)黨的名詞，那么我們可以換一個名詞，而不要在這一點上發(fā)生誤會”�！霸诼�(lián)合國憲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處’的名詞，這是我們應該能夠同意的”。至于“五項原則的寫法可以加以修改，數(shù)目也可以增減，因為我們所尋求的是把我們的共同愿望肯定下來，以利于保障集體和平”。[14]周恩來的這幾句話，無疑成為消除障礙的最關鍵的幾句話。
接著，周恩來提出了中國代表團起草的議案。這個議案將連日來各國代表發(fā)言中能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點，歸納成七項原則：(1)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2)互不采取侵略行為和威脅；(3)互不干涉和干預內(nèi)政；(4)承認種族平等；(5)承認一切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6)尊重一切國家的人民有自由選擇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經(jīng)濟制度的權利；(7)互不損害。[15]同時，他采納日本代表團的建議，將議案定名為《和平宣言》。
周恩來的發(fā)言吸引了會場內(nèi)的每一個人，結束了在“和平共處”問題上的爭論，為會議達成一致通過的最終協(xié)議掃清了道路。各國代表經(jīng)過反復磋商，終于制定并通過了包括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全部內(nèi)容的關于國與國之間和平相處、友好合作的十項原則，并且寫進《亞非會議聯(lián)合公報》中，成為《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的基本內(nèi)容。
會上，尼赫魯總理發(fā)言說，中國總理今天的發(fā)言應該受到最大的重視，他的話是權威的。[16]有人為此感慨地稱許道：周恩來“那準確選擇時機的外交才能幾乎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在會議“幾乎已經(jīng)陷入僵局的時刻脫穎而出，成為會議明星，成為排難解紛，平息爭端，帶來和平的人物”。[17]
40年來，這十項原則促進了亞非各國在政治上、經(jīng)濟上的友好合作和團結反殖、反霸的偉大事業(yè)，至今仍然產(chǎn)生著巨大的影響。
廣交朋友
亞非會議為所有與會國家提供了難得的自由接觸交往的機會。
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建交的還是沒有建交的、友好的還是不友好的，周恩來都想方設法地與之接觸，探討相互間所關心的重大問題，吐肺腑之言，消除隔閡和疑懼。頻頻的會外接觸與交往，使周恩來結識了幾乎所有國家的代表團團長，并且收到了顯著效果。其中有很多團長包括最初有對立情緒的，都同周恩來建立起了友誼。
一天，各國代表團都在會場外排隊等候入場。突然，周恩來問同行工作人員，站在咱們旁邊的那位代表是誰？當這位工作人員打聽到他就是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時，周恩來隨即過去與之攀談起來。他倆就是在這種場合下認識并交上朋友的。[18]當年以滔滔辯才而出名的菲律賓代表團團長羅慕洛，在亞非會議召開30周年前夕接受《人民日報》駐紐約記者采訪時，深情地說，亞非會議上，我發(fā)表了反對共產(chǎn)主義的長篇演說，可是周恩來不但沒有和我爭論，而且還主動和我在會外進行深入的討論，使我深深地感動。雖然當時“菲律賓同中國還沒有建交，而我和周恩來從那時起就建立了友誼，成了好朋友”。[19]
亞非會議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中，有兩件是在會外取得的。
其一，經(jīng)過平等協(xié)商，在友好合作的基礎上，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關于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稐l約》共14條，其中規(guī)定：凡屬同時具有締約國雙方國籍的人，“都應根據(jù)本人自愿的原則”，“選擇一種國籍”；在條約生效時，凡屬具有兩種國籍的成年人，“應在本條約生效后兩年的期限內(nèi)選擇他們的國籍”；凡屬具有兩種國籍的人，在條約生效時尚未成年，“應在他們成年后一年的期限內(nèi)選擇他們的國籍”。[20]周恩來在《條約》簽字儀式上說，現(xiàn)在，中國和印尼“根據(jù)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原則，經(jīng)過友好談判，獲得了合理的解決”。中國政府“將堅決執(zhí)行今天簽訂的條約”。“我希望，由于過去的歷史所造成的持有雙重國籍的具有中國血統(tǒng)的人們，根據(jù)自愿原則選擇了他們的國籍之后，將嚴格遵守這個條約的內(nèi)容和精神，并加重他們對其所選擇的國家的責任感”，并將為促進兩國“友好睦鄰關系共同努力”。[21]華僑的雙重國籍，這個舊時代遺留給新中國的繁難問題的解決，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不僅進一步增進了中國和印尼兩國人民的友誼，而且為新中國同其他國家解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樹立了典范。會后，緬甸總理吳努對美國《新聞周刊》記者感嘆地說，我深信中國沒有領土野心，中國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得和平。相反，中國卻受到了美國赤裸裸的公開進行的顛覆之害。
其二，消除了一些亞非國家在臺灣問題上的誤解和疑慮。周恩來明確表示中國不要求會議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但是在會外，周恩來毫不隱諱地同關心這個問題的國家代表團深入交換了意見。他指出：“在臺灣問題上存在著兩個性質(zhì)不同而又互相關聯(lián)的問題�！币�、“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是行使自己的主權，爭取領土完整和中國的完全統(tǒng)一�！币虼�，這是“內(nèi)政問題”。二、“美國侵占臺灣、干涉中國人民解放沿海島嶼，造成了臺灣地區(qū)的緊張局勢�！币虼耍@是“國際性的問題”�！艾F(xiàn)在的問題，首先是如何緩和和消除臺灣地區(qū)的緊張局勢�！�[22]針對有人提出“中國政府在歷次聲明中只說明解放臺灣，而未提用武力解放”的話，周恩來強調(diào)：“中國政府在歷次聲明中也未提不用武力解放臺灣。為了實行中國人民解放臺灣的正義要求，中國有權用一切方法解放臺灣，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卑突固箍偫韱柕�，和平解放臺灣是否可以委托蔣介石為一將軍？周恩來笑答：“完全可以。”[23]
4月23日，周恩來發(fā)表簡短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問題�！�[24]頃刻之間，周恩來講話和聲明震動了萬隆，波及到全世界，獲得了亞非各國和世界輿論的歡迎和支持，一些亞非國家在臺灣問題上的誤解和疑慮完全消除了，并導致了中美大使級談判，為國際緊張局勢的和緩作出了舉世公認的重大貢獻。
勝利閉幕
4月24日，獲得巨大成功的亞非會議，在經(jīng)久不息的掌聲中勝利閉幕。會議主席、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在閉幕詞中說：“愿我們在我們已經(jīng)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繼續(xù)前進，并且愿萬隆會議成為指引亞洲和非洲前進的燈塔。”[25]
亞非會議的勝利成果，使帝國主義在政治上孤立、經(jīng)濟上封鎖新中國的企圖遭到破產(chǎn)。雖然會議從始至終僅有短短的一周時間，但是局面卻一下子打開了，新中國的地位上升了，形象突出了。各種輿論紛紛認為，會議獲得重大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與周恩來的參與分不開的。一位路透社記者曾報道：“大家都承認周恩來才智至高無上地主宰著會議……代表們驚嘆地說：‘他是以怎樣的洞悉力能夠察覺并道破大家心窩里想說的話啊!’”[26]一位美國記者也報道說：“周恩來在萬隆的表演完全證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經(jīng)驗，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薄八_確實實以他的才干和個人‘通情達理’的態(tài)度，給哪怕是反共國家的領導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7]
周恩來在亞非會議上所表現(xiàn)出的偉大政治家的高超外交藝術，以及他所倡導并在他的身上所體現(xiàn)的獨具中國特色的外交風格，將永遠為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所贊許和傳誦。
注釋
①②③④ 《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47、146、147-148、148頁。
⑤ [20]《亞非會議文件選集》，第7、85-87頁。
⑥ 《亞非會議破壞者的陰謀》，1955年4月1日《人民日報》第四版。
⑦ 1955年3月21日，杜勒斯在紐約廣告俱樂部的演說《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意圖的估計》。
⑧[13]《破壞的手伸到了萬隆》，1955年4月20日《人民日報》第4版、第1版。
⑨ 1955年4月13日《人民日報》第1版。
⑩ 《周恩來書信選集》，第514頁。
[11]《紀念萬隆會議，緬懷犧牲烈士》，1985年4月20日《人民日報》第7版。
[12]《亞非會議文件選集》，第11頁。
[14][15][24]《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26-128、130-132、134頁。
[16][25][27]李慎之、張彥《亞非會議日記》，第23-62頁。
[17]《周恩來在萬隆——美記者鮑大可記亞非會議》，第12、62頁。
[18]1985年9月29日回憶萬隆會議座談會記錄。
[19]《萬隆精神和周恩來》，1985年4月19日《人民日報》第7版。
[21]1955年4月23日《人民日報》第1版。
[22][23]1955年4月30日周恩來《關于出國后在各地商談臺灣問題的報告》。
[26]1955年4月25日《參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