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革開放以來“十七年史學”研究的問題爭鳴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隨著中國社會重新向現(xiàn)代化定向和思想解放潮流的發(fā)展，特別是啟蒙史學的發(fā)展對傳統(tǒng)史學觀念形成了巨大挑戰(zhàn)，人們對十七年史學的理解與評價，觀點各異，相互激蕩，并形成諸多討論的熱點，這些熱點問題的討論推動了十七年史學的研究與探索，深化了對十七年史學的認知與評價。概括30多年來出現(xiàn)的比較有影響的爭論，依發(fā)生的時間順序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五朵金花”問題是“真問題”還是“假問題”。

這一問題討論最早起因于1989年何兆武《歷史研究中的一個假問題——從所謂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論說起》一文。他針對長期爭論不已的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論，對問題存在的前提假設提出質疑。文章指出：“所有參加這個熱門問題的討論的學者們，似乎都毫無保留地而且還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這樣一條前提假設，即中國封建社會歷史表現(xiàn)出特殊的長期性、或停滯性、或長期停滯性�！焙握孜渲赋觯�如果這一問題是一個“假問題”，那么“對于一個假問題而要努力去尋找答案，那種努力將是徒勞無功的，那種答案將是沒有意義的”。究竟依什么尺度作為標準，來衡量和判斷“這里所謂的長期或停滯”與否，何兆武說：“任何特殊性，例如這里所討論的長期性，只能是相對于一般性或普遍性而言，即只能采用普遍的情況作為標準來加以衡量、加以判斷。說它長期，只能意味著它比大多數(shù)例子為長，而決不能意味著它必須比所有的例子都更長�！焙握孜湔J為，在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性是“于史無據(jù)的臆斷。因為除了西歐而外，世界歷史還沒有提供過任何例證可以說明，有哪一個民族比中國更早地自行進入資本主義”。（ 何兆武：《歷史研究中的一個假問題——從所謂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論說起》，《百科知識》1989年第5期。）此文發(fā)表后，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同時也有人對此提出商榷 （張箭：《就中外封建社會的長短問題與何兆武先生商榷》，《史學理論研究》1994年第2期。）。

何兆武的這一觀點對長期以來特別是十七年間熱烈討論的一大學術命題，無疑澆了一盆“冷水”，引人冷靜思考問題本身。大概是受何兆武此文的啟發(fā)，王學典就長期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關于社會形態(tài)等問題的討論進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古史分期問題”“近代史分期問題”“農(nóng)民戰(zhàn)爭(性質、作用、結局)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以及由這些“問題”所派生出所謂“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xù)問題”“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問題”，包括后來提出的“歷史主義及其與階級觀點的關系問題”“歷史發(fā)展動力問題”“歷史創(chuàng)造者問題”等“都是具有部分學術色彩的命題，而本質上卻不是學術命題。在既定話語背景下，這些命題都有意義，而且都有重大意義，因為這些命題背后都有明確的非學術訴求，所以有關它們的討論，動輒牽動整個意識形態(tài)領域，有時會直接演化為社會政治事件。但是，一旦脫離開既定語境，這些命題本身能否成立都是問題。當話語系統(tǒng)一轉換，許多原來的命題就可能頓時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根據(jù)，從而不攻自倒” （王學典：《“假問題”與“真學術”:中國社會形態(tài)問題討論的一點思考》，《東岳論叢》2000年第4期。）。這種“看輕”“五朵金花”學術價值的觀點進一步引起了爭議。

有的學者認為，這樣的看法是不能接受的，如林甘泉就認為，研究歷史不應拘于“詞匯”的使用，有些詞匯如“封建”在中外存在不同，“民主”和“革命”古今也存在巨大差異，甚至完全相反，“如果因為我們所使用的這些名詞意思與歷史文獻不符，都要改正，豈不是亂了套?”在他看來，關鍵的問題是應看研究對象在歷史上是否真實存在，而且不能因為有些問題討論沒有取得共識，就認為是“偽問題”“假問題”。他強調指出，有人說“討論社會經(jīng)濟形態(tài)問題是‘假問題’、‘真學問’，這種說法也很奇怪。既然承認社會經(jīng)濟形態(tài)的討論推動了一些斷代史和專門史研究的深入，并且有許多收獲，是‘真學問’，這些問題又怎么能說是‘假問題’呢？胡適提倡‘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假設的問題尚且不能說是‘假問題’，把沒有得出結論、但討論不斷在深入并且有不少收獲的問題說成是‘假問題’，在邏輯上也是很難說得通的�！� （林甘泉：《世紀之交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幾個熱點問題》，《云南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對此觀點提質疑的還有周文玖、張劍平等人。周文玖認為：“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歷史，不可避免地要使用相關的詞匯”，“問題的討論不一定都會得出結論”，不能因為一些問題因時代變遷而被擱置起來，就說它們是“假問題”，“問題的‘假’與‘不假’，關鍵看它們是不是歷史問題，是不是在歷史學上有研究的價值，而沒有必要把它們與政治扯得太緊”（周文玖：《科學地評價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鄭州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如何認識“五朵金花”問題討論的價值，在一定意義上成為評價十七年史學價值的樞紐。仔細分析不同學者的觀點，事實上都沒有低估其價值的意涵。認為是“假問題”者，是否因“問題”消失就認為這些問題討論沒有價值了？情況好像并非如此，王學典在文章中同時也強調：“怎樣在原來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中剝離出這一學派的學術內(nèi)核，應該成為眼下當代學術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以往那些在意識形態(tài)話語背景下的一系列論戰(zhàn)本身，的的確確蘊含著不可抹煞和輕忽的學術史意義�！保� 王學典：《“假問題”與“真學術”:中國社會形態(tài)問題討論的一點思考》，《東岳論叢》2000年第4期。）這一點應引起持不同意見者注意。

第二，十七年史學是不是“戰(zhàn)時史學”。

這一問題首先由王學典提出。90年代中期，王學典在《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一書中提出這樣一個基本判斷：20世紀后半期的史學是一種脫胎于“戰(zhàn)時史學”而又無法擺脫“戰(zhàn)時史學”局限的史學，或者說，這一期間的史學是力圖超越“戰(zhàn)時史學”的史學�！皯�(zhàn)時史學”由“戰(zhàn)時歷史框架”“戰(zhàn)時學術導向”“戰(zhàn)時文化心理”“戰(zhàn)時歷史觀念”等幾重內(nèi)容構成。所謂“戰(zhàn)時歷史框架”是指在戰(zhàn)爭年代形成的那種“把中國歷史貫串在一條以人民群眾為主體、以經(jīng)濟為骨干、以階級斗爭為動力的主流上”的通史體系；所謂“戰(zhàn)時學術導向”是指對學術及其功能的這樣一種認識：學術要聽從、服務于當時政治，呼應現(xiàn)實主題，配合中心任務，否則就是非學術或敵對的學術；所謂“戰(zhàn)時文化心理”是指那種在長期軍事斗爭中形成和積累的、以“階級觀點”為基礎的“兩軍對壘”“敵我分明”的兩極化思維習慣的心理模式，長期以來流行的強調“要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的做法，集中體現(xiàn)了這種兩極化思維習慣的心理模式；所謂“戰(zhàn)時歷史觀念”是指這樣一種以血與火的階級沖突為基礎的對人類文明史的看法：階級社會歷史的內(nèi)容是剝削階級罪惡的堆積和勞動人民對剝削階級罪惡的討伐；等等。對階級統(tǒng)治、統(tǒng)治階級缺乏歷史主義的考察，對被剝削階級的天然同情代替了科學分析，是這種歷史觀念的基本特征。 從其屬性看，“戰(zhàn)時史學”就是以“戰(zhàn)時歷史觀念”為靈魂的從屬于救亡與戰(zhàn)爭的史學規(guī)范。新中國建立后，由于“冷戰(zhàn)”代替了“熱戰(zhàn)”，敵我分明的兩極思維方式仍在延續(xù)，國內(nèi)“斗爭哲學”支配了人們的社會生活，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戰(zhàn)時歷史觀念”延續(xù)，史學界仍然長期陷入這一觀念而不能自拔。 （王學典：《中國當代史學思想的基本走向——就〈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答客問》，《文史哲》1996年第6期。）

“戰(zhàn)時史學”概念的提出及其對20世紀后半期史學基本屬性的判斷引來一些學者的質疑。1997年5月12日，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邀請部分史學工作者，召開“20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地位”研討會。在主持人提請會議討論的議題列項中即提到：“有的文章提出解放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叫戰(zhàn)時史學，以強調階級斗爭為主要特點，解放以后延續(xù)了這一特點，現(xiàn)在發(fā)生變化，正突破，這樣說是否合適？”在會上，陳其泰對這一觀點提出質疑，認為這一提法否定了自民主革命以來以范文瀾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所建樹的史學成就，認為：“今天的史學要前進，要解放思想，要大力學習外國有用的東西，這些都是正確的。但我們的創(chuàng)新是在繼承前人的成就的基礎上創(chuàng)新。不久前，學術界有戰(zhàn)時史學的提法，用以指三四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并認為范文瀾即其典型。持這一看法的學者的動機是出于推進當前史學工作，但其立論是否有據(jù)，值得商榷�！保ㄔS殿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歷史地位學術討論會紀要》，《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3期。）后來，陳其泰在《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歷史地位的思考》一文中進一步說：“這種觀點是否定了范文瀾等馬克思主義史家所堅持的，并且成功做到的革命性與科學性相統(tǒng)一的治學方向�！标惼涮�強調，對于“范文瀾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基人當年所做的拓荒、創(chuàng)始工作，他們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和科學態(tài)度，我們應當予以充分肯定”。 （陳其泰：《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歷史地位的思考》，《浙江學刊》1999年第1期。）另外，還有學者強調說：“通過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和新中國史學的較為深入和系統(tǒng)的研究，我堅信郭沫若、范文瀾等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著作的科學性……將他們開創(chuàng)的馬克思史學簡單地稱為‘戰(zhàn)時史學’，提出告別‘戰(zhàn)時時代’，無論出于何種考慮，在學術上是站不住的�！� （張劍平：《新中國歷史學發(fā)展的道路和成就》，《史學理論研究》2009年第4期。）從這里可以看出，一些學者之所以不贊同“戰(zhàn)時史學”的提法，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一提法與馬克思主義史學或唯物史觀史學的科學性相違背，而且忽視或貶低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術價值。這些原因可能不會為“戰(zhàn)時史學”概念提出者認可，因為從提出者這一時期前后的一些論述看，其對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唯物史觀派史學的學術價值都給予了極高評價（王學典：《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第59頁。）。

客觀而言，從語辭角度看，王學典提出這一概念并不很“另類”，因為在此之前早已有“戰(zhàn)時經(jīng)濟”“戰(zhàn)時文化”，蘇聯(lián)則有“戰(zhàn)時共產(chǎn)主義政策”等概念。王學典給出的“戰(zhàn)時史學”的內(nèi)涵和外延，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反映了那個時代史學的一些基本特點。

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史學。從史學思潮演變角度看，唯物史觀派史學是對傳統(tǒng)實證史學的反動；從史學時代性來看，唯物史學觀派史學是中國史學進入20世紀后發(fā)展的產(chǎn)物�！案锩�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基調’”（〔美〕費正清著，袁曉梅譯:《觀察中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6頁。），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以戰(zhàn)爭和革命為主題，對于處于這樣一個時代（特別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進步文化（包括史學）來說，它們必然會反映這一時代主題并為時代主題服務，在這樣的情況下，史學是否會做到與戰(zhàn)時人們的思想觀念涇渭分明呢？恐怕很難。有學者提出“戰(zhàn)時史學”，其因大概有二：一是想用以概括這一時期史學的最重要特征，而且更多是側重于史學家在以“戰(zhàn)爭與革命”為主的年代的治史觀念的概括；二是想表明史學與時代主題和社會現(xiàn)實的密切聯(lián)系。

第三，十七年史學是否“完全政治化”。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開始，這是中國新舊政權更替、重建新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十七年。在這一時期，唯物史觀派史學從學術邊緣走向學術中心，極深地參與了新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重建，來自學術外部的政治力量也極深地參與了這一時期史學的重塑，“新中國的歷史研究者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社會主義革命思想戰(zhàn)線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對各方面的問題的研究，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在歷史科學戰(zhàn)線上進行興無滅資的斗爭，通過歷史研究加強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陣地，消滅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陣地” （劉大年：《中國近代史諸問題》，第245頁。）。因此，對于十七年史學與政治的密切關系，學界一直沒有多大爭議。但是，對于二者結合得緊疏程度以及對史學研究產(chǎn)生的影響，卻一直存有不同認識。

進入新世紀伊始，史學界圍繞十七年史學是否“完全政治化”觀點展開了激烈爭論。這一爭論始自2001年遼寧省歷史學會主辦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趨勢學術研討會”。據(jù)研討會綜述，與會者充分肯定了近百年來尤其是近50年來的中國史學成就。有學者將近50年來的史學研究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30年（1949—1979）為第一階段，認為“這一階段基本上是‘泛政治化史學’時期，以農(nóng)民戰(zhàn)爭研究為代表的研究體系使中國史學完全政治化。這一時期的另一個特點是，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的聯(lián)系被逐步切斷，從而走向了自我封閉的發(fā)展道路”；20世紀的最后20年（1979—1999）為第二階段，認為“這是近五十年來我國史學最為活躍、最為開放、最有創(chuàng)獲的二十年” （德朋等：《展望新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趨勢》，《光明日報》2001年10月2日。）。這次會議在史學界引起較大關注和反應，特別是十七年史學被認為是“泛政治化史學”的觀點受到一些學者質疑。

對此觀點明確提出商榷意見的是陳其泰。他認為，對十七年歷史研究如何評價，直接關系到怎樣認識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地位，以及怎樣看待唯物史觀的科學價值及其發(fā)展前景。提出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的史學完全為農(nóng)民戰(zhàn)爭體系所籠罩，因而“完全政治化”，這一觀點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如果認為將1949年到1979年歷史研究劃作一個歷史階段確有道理的話，“那么，十七年中國以指導歷史研究的唯物史觀基本觀點則早應宣布為過時和非科學的”。他從“歷史研究堅持以唯物史觀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史學工作者的科學精神”“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堅持抵制教條化錯誤捍衛(wèi)歷史學的科學性”等方面對“完全政治化”觀點進行了系統(tǒng)反駁。（ 陳其泰：《建國后十七年史學“完全政治化”說的商榷》，《學術研究》2001年第12期。）

從近30多年來關于十七年史學與政治關系的分歧與爭論看，實質是如何評價十七年史學的具體成就問題，其觀點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認為十七年史學受政治嚴重干擾，幾乎成為政治化的史學，但持此觀點的人也不否認這一時期歷史學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只是認為其意識形態(tài)色彩太強，損傷了史學的學術價值；另一種是認為十七年史學雖然受政治干擾，但不應過分夸大這種干擾，這一時期所取得的成績是主要的，對十七年史學的回護色彩明顯。那么，十七年史學與政治或意識形態(tài)的關系到底怎樣？事實上，故意夸大或刻意規(guī)避都不足取，因為它或者會遮蔽我們對那一段歷史本身的認知，或者會使我們放松對政治過度干預學術一定會帶來危害的警惕。對于不同意見，不妨多寬容一些，學術畢竟不同于政治，政治問題是非分明，而學術問題并非只有正確與謬誤或好與壞之分。

關于十七年史學的問題爭鳴，有力地促進了對這一段歷史研究的展開。眾多不同觀點和主張的出現(xiàn)，反映了十七年史學在當前史學研究領域中的“熱度”。在研究中，有的學者謹守傳統(tǒng)觀點；有的學者則提出了新觀點、新見解，其中不少引人深思，促人反省，反思我們習以為常的歷史觀念。應當認為，研究中出現(xiàn)觀點爭鳴是史學研究的常態(tài)，是研究者對歷史深入思考的反映，是繁榮史學事業(yè)的重要一環(huán)。